4.05.2007

On the road

在路上。
在死亡來襲之前,極少人會意識到死亡這件事。

《小兵之死》描述在一個層層壓制專斷的環境中因人性的醜陋而造成的悲劇,人物的死亡是以鮮血印證制度的腐朽,在一個逃不出的環境當中,這樣的死亡令人悲憤扼腕,但死去的靈魂卻是無辜的;但是在Woyzeck當中,鮮血濺開來之後,顯影的並不只是一個大環境的不堪,而更多是一種來自人的自我意志的選擇所造成不得不的悲劇。

在《小兵之死》當中,作惡的是人,對主角這個小兵施加殘暴手段的,是他那些瞎著眼睛為求自保或是不敵自己貪婪心性的眾多同袍及長官,這個軍隊中的機制彼此牽制得完美無缺,誰也不能輕言脫離或是打破,於是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似乎也被這些枷鎖一層一層套上,充滿看不見出口的絕望之感。以致於當劇末主角面臨到不得不逃亡與死亡時,觀眾也只能隨之哀嘆。不可能活了。然而我們總是期待正義,於是我們期待正義。在劇中,藉由媒體的力量,讓作惡的手指被斬斷—但影響作惡的根源並沒有被治癒。我們感覺這個正義的伸張來得心酸而且渺小,但是,終究是一個滌清。

Woyzeck當中作惡的是無形卻更加暴力的階級意識壓迫,那是與生俱來,且無從逃離的箝制;在這樣的箝制下,一個不願假裝無感無覺並以此苟延殘喘的人,便要因為自己清晰的視界而受苦。主角Woyzeck的貧苦環境成了他的原罪,因此被嘲弄、被利用、被制度壓榨、被視作低等動物。當貧窮成了道德的判斷標準,道德的價值豈不在瞬間喪失。然而就算如此,一個居住在這樣的社會機制中的人類,還是必須扛著這樣的重擔,不能放下。於是我們可以見到,在Woyzeck當中,觀眾的視界被拉高到一個悲憫的眼光。當作者放棄細寫那些清楚可理解的心緒,只反覆鋪陳那些片段破碎的自言自語和場景時,其實也在提醒觀眾去聽見那些未說出口的。在主角的想像與真實事件之間架構出的空洞,就是留給觀眾去填補的。

於是這兩個劇本的閱讀經驗是差異極大的。閱讀《小兵之死》我們看見自己的社會中笨重制度的沉痾與人性為惡(或不為善)之輕易,叫我們難以忘記「國軍受難旅」一詞帶來的悲劇及荒謬感;劇本當中的批判既具有時代性,卻也是一種長久存在中國社會的壓迫的變體。我們在自己的歷史上不斷讀到這些冤屈的故事—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一個社會面貌。真實到無以復加。我們都能侃侃而談這些層層疊疊的努力絞死彼此的人性之惡,但卻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將之視為一具反正無可逃脫的囚籠。因此真正的悲劇在我們自己,我們潛意識當中對於這些錯謬的認同,才是使得這個牢籠更加堅固的最後一道鎖。也因此,《小兵之死》當中必須他人有甘冒大不諱的勇氣,才能使主角脫離冤魂的行列。但是Woyzeck當中,人性並不是認命或總是屈從的。Woyzeck意識到這個制度的不公,以及改變之不可能,因此他的反擊便是讓自己從這個制度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