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奎斯的三場葬禮及其他

其實覺得我這篇名這樣一寫，也像一個片名的不是？
原片名叫馬奎斯的三場葬禮。很好看，一言以蔽之。
有點疏離荒涼，有點老邁哀傷，還有一點掙脫和一點的療癒並且，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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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救贖的意象在電影中是一種很容易流於俗套而且做得不好常會顯得可笑，需要很小心翼翼的左右迂迴前進，以及誠誠懇懇的堅決和耐性。很多電影喜歡講這個主題，多少藉此在分擔或是抒解那以各種方式存在眾人心頭，被種種磨難所養大的毒液—那苦，日日在緊繃的皮膚底層發熱、發爛、腫脹不堪，像邊界巡警那隻被響尾蛇品嚐過的腳。只是講述得好或不好，藥效差很多。

這部片裡的救贖，我想是一味溫和而聰明的藥帖，對症，流暢，不囂張。

其實湯米李瓊斯那一本正經的神情，在喜劇裡顯得黑色，在悲劇裡則顯得內斂。他飾演老牛仔Pete那種不誇張，卻十足認真的態度，配合上劇中其他眾人反覆對他的行為說著「你瘋了」這個評語，兩相拉扯，恰好是穩住這個故事的錨點。否則不管就哪個角度來說，他這個不管如何都要將一個死在異鄉的偷渡客朋友偷渡回墨西哥那他從未曾聽聞的家鄉的決心，都難免要顯得多餘或濫情。

讓這個多情的行為不顯得多餘或濫情的，就是他始終不提高的聲音，和沉默如岩的堅持，以及利用許多細節來凸顯這些堅持，但又懂得見好就收。如拒絕那求死的盲眼老人，或是讓背景迥異利害相衝突的眾人圍坐剝玉蜀黍，以及叫殺了人的，在終於找到的夢土上，終於向被殺的人道歉－－而他並不參與殺人者的追悔。

但真正的救贖意象，並不只是在實踐這些美好。不只是在不負故友託付，或修補未完成的美國夢，或打破老墨很差勁的刻板印象，或證明友誼和諾言的重量。更動人之處，在官僚無比的警長在瞄準之後卻又放下槍的那一刻；更細膩之處，在於那個原本不滿，粗暴，只管食色的邊境巡警，看著曾經在自家的廚房播過的相同的連續劇，忽然懂得了自己的妻子，並且追悔哭泣的那一幕，以及當他拿起樹枝為死去的馬奎斯在其夢土上搭建屋頂，終於開始關心的時候。

救贖是一回事，但明確的結局並沒有交代。故事停止在一個問號上，湯米李瓊斯背轉身子離開。這一幕讓我想到Million Dollars Baby裡的Clint Eastwood。兩者的情感描述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湯米李瓊斯自己也如此承認。

電影中唯一讓老牛仔Pete流露的脆弱，就是當他從墨西哥打電話回去給情婦求婚的那一刻－－沒門沒窗的小酒館裡，小女孩在破舊的鋼琴上彈著蕭邦。以及之後他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著死去的馬奎斯說話－－「你看起來真是糟透了。」

而奇特的，故事進行當中，經常出現的那個恍如惡靈古堡裡的僵屍的馬奎斯，則成了一個夢想。他是老牛仔Pete背負的十字架，十字架沉重無比但無論如何不能放，唯一能放下的時刻，就是找到他的家人，並且解釋他的死亡。為此，螞蟻得驅離，防腐要做好，而且犯人還不能先死。

三場葬禮，像是三種選擇。但不說教。
這是一部詩意的電影，沒有說的比說的還要多。
簡單的幾筆帶過，我們忽然就都懂了。

On the road

在路上。
在死亡來襲之前，極少人會意識到死亡這件事。

《小兵之死》描述在一個層層壓制專斷的環境中因人性的醜陋而造成的悲劇，人物的死亡是以鮮血印證制度的腐朽，在一個逃不出的環境當中，這樣的死亡令人悲憤扼腕，但死去的靈魂卻是無辜的；但是在Woyzeck當中，鮮血濺開來之後，顯影的並不只是一個大環境的不堪，而更多是一種來自人的自我意志的選擇所造成不得不的悲劇。

在《小兵之死》當中，作惡的是人，對主角這個小兵施加殘暴手段的，是他那些瞎著眼睛為求自保或是不敵自己貪婪心性的眾多同袍及長官，這個軍隊中的機制彼此牽制得完美無缺，誰也不能輕言脫離或是打破，於是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似乎也被這些枷鎖一層一層套上，充滿看不見出口的絕望之感。以致於當劇末主角面臨到不得不逃亡與死亡時，觀眾也只能隨之哀嘆。不可能活了。然而我們總是期待正義，於是我們期待正義。在劇中，藉由媒體的力量，讓作惡的手指被斬斷—但影響作惡的根源並沒有被治癒。我們感覺這個正義的伸張來得心酸而且渺小，但是，終究是一個滌清。

在Woyzeck當中作惡的是無形卻更加暴力的階級意識壓迫，那是與生俱來，且無從逃離的箝制；在這樣的箝制下，一個不願假裝無感無覺並以此苟延殘喘的人，便要因為自己清晰的視界而受苦。主角Woyzeck的貧苦環境成了他的原罪，因此被嘲弄、被利用、被制度壓榨、被視作低等動物。當貧窮成了道德的判斷標準，道德的價值豈不在瞬間喪失。然而就算如此，一個居住在這樣的社會機制中的人類，還是必須扛著這樣的重擔，不能放下。於是我們可以見到，在Woyzeck當中，觀眾的視界被拉高到一個悲憫的眼光。當作者放棄細寫那些清楚可理解的心緒，只反覆鋪陳那些片段破碎的自言自語和場景時，其實也在提醒觀眾去聽見那些未說出口的。在主角的想像與真實事件之間架構出的空洞，就是留給觀眾去填補的。

於是這兩個劇本的閱讀經驗是差異極大的。閱讀《小兵之死》我們看見自己的社會中笨重制度的沉痾與人性為惡（或不為善）之輕易，叫我們難以忘記「國軍受難旅」一詞帶來的悲劇及荒謬感；劇本當中的批判既具有時代性，卻也是一種長久存在中國社會的壓迫的變體。我們在自己的歷史上不斷讀到這些冤屈的故事—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一個社會面貌。真實到無以復加。我們都能侃侃而談這些層層疊疊的努力絞死彼此的人性之惡，但卻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將之視為一具反正無可逃脫的囚籠。因此真正的悲劇在我們自己，我們潛意識當中對於這些錯謬的認同，才是使得這個牢籠更加堅固的最後一道鎖。也因此，《小兵之死》當中必須他人有甘冒大不諱的勇氣，才能使主角脫離冤魂的行列。但是Woyzeck當中，人性並不是認命或總是屈從的。Woyzeck意識到這個制度的不公，以及改變之不可能，因此他的反擊便是讓自己從這個制度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