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a那天與我討論起一種「受害者心態」,恰巧正是我前週與小舅媽說起的同樣話題。而討論的也都正是家庭婦女版當中的角色與劇情。
受害者心態是一句需要定義的詞,在我看來,就是一種主動讓自己陷入或幫自己陷入更深的受害者境界的思考與作為。
可怕的是這些通常在家族中都有跡可尋,有傳承脈絡可供參考,但卻並不為一個借鏡。
為何不為借鏡?受害者心態難道不是一種消極被動悲觀懦弱的態度嗎?造成的只有悲劇,不可能有善終,但它卻像是無法根治的毒瘤代代相傳。
前言不敘,就由我接到一通我媽不見了的電話開始。
我媽週六晚上會去寺院上佛學課,我在昨天晚上九點多回到家,想等她回來跟她說說話然後等她要睡了我再回去,因為隔天早上我有約。
約莫九點半,因為電話響個不停我終於把它接了起來,是我媽上課的朋友說她沒去可是他們在六點多已經說了要出門了。顯然我媽在路上發生了事情。
掛了電話我先找她的上課書包,包包不在,摩托車不在,但皮包證件手機都在家裡,顯示她確實出門去上課了。
我想到剛才看到自己的手機在七點多時有三通陌生號碼的未接來電,於是回了其中一通。對方是個女生,說是剛才我媽出車禍時借她手機的路人,叫我快去問第五分局看救護車送到哪裡。
我先打104要問成大急診室電話,104 居然連打幾通都忙線,於是我背起包包穿上外套還塞了一本書(冷靜地做好在醫院長期抗戰的準備)關了電視電燈(但我其實不記得自己有關)要出門,下樓前又回頭拎起我媽的皮包和手機。
出了門上哪?我原打算先衝成大急診室。騎到路口後又停路邊,跑進便利商店問稍早是不是有車禍,店員說好像有救護車,但詳細不知。再冷靜一點之後,我打給馬叫電腦前的他幫我查第五分局電話。第五分局叫我打119問。119告訴我送到台南醫院了。
衝到台南醫院停好車,我飛奔到急診室(熟練的停車場管理員,在我跑到管理亭之前就手拿著票伸出窗外等我,我跑過她的時候一手抓過票,甚至不必停下腳步。),尚未進門,明亮的急診室裡就見我老媽乖乖安靜的坐在醫生旁邊,一手綁著固定帶,架在椅背上,望著門口。
看見她全身完整,我終於鬆了一口氣。
她有一種狼狽又孤單無助的模樣,看見我,一臉欲淚。
手腕骨閉鎖性骨折,腳扭到,膝蓋手肘擦傷,摔倒後全身酸痛。以上。
把我完整的老媽接回家之後,我必須取消隔天的活動。其實我並不想,看見她「只有」手腕骨折之後,我立刻覺得老木你自己在家待一天好好休息我不在應該不會怎樣吧。
但是她隔天早上八點半要去警局作筆錄,我只好忍痛說那我陪你去吧。隔天(今天)是浴佛節她又說她要去廟裡浴佛,我說好吧我再載你去。
於是今天,我沒去我期待的每週SG晨騎之旅。雖然中午跟朋友的飯約倒是去了。
吃過飯我便又乖乖回家,租了好幾部影片,還有《眼淚》,陪我媽再看一次。
以上是事件,以下是自我分析。
然後現在我在這裡,一直腦子裡不能搞懂這樣的受害者心態究竟所為何來。
我有個哥哥,在台北工作。相當優秀、成功、相當負責,當然以及與這相伴而來的,固執、驕傲、控制欲。
他除了不能身在台南之外,會盡一切能力所及來孝順我媽(兩者之間常有的齟齬則牽涉到價值觀與態度的差別,與動機無關)。我媽對這一切也很清楚。
因此,當我媽第一時間找不到我,她為什麼不打給我哥呢?
我想她既然夠清楚到能背出我的手機號碼,也就能夠背出我哥的手機號碼。雖然我哥不在台南,但是他一定會盡快找到我,而且絕對比我媽慌亂的行為有效率(例如,簡訊)。
但她不要。一次都沒打(這必然也讓我哥很受傷)。一說打給他他又不能來,二說我哥會唸她(是,我媽是一個63歲的飆車族,行車記錄相當不良好)。
後來,她說在急診室那三個小時,她覺得自己很悲哀。她反覆跟我說,醫生護士們都問她說,啊你怎麼一個人?有沒有孩子?她說沒啦我就自己一個啊,兒子在台北,女兒找不到人。
她只覺得打給我哥我哥會唸她,卻不要打給我哥後來自她兒子的關心(她不正是要這麼一點溫情嗎?)和他的建議(任何一個可以幫忙的人或可能)或效率(我哥一定會奪命連環扣到找到我為止)。
她主動的決定讓自己繼續陷在那個無人聞問的悲慘境地裡,雖然我認為她並未自覺到這一點。
這種不去為自己的艱難狀態做努力,不掙脫,甚至樂於耽溺的哀怨傾向裡,卻又帶著一種過於自大的任性。那是全然情感方面的,奢求一種不經由實際言語/要求便能自動來到的體諒,要求一個「你非得主動的讀懂我的心」的標準。
但這正是一種受害者心態。
你主動選擇讓自己成為受害者,想要依此來懲罰那些讓你不開心/痛苦的人,你以為他們會因此愧疚,你甚至以為自己會從中獲得力量。
但是受害者不會有力量。
「我只是遭遇不幸,但我不是一個受害者。」
你只是遭遇不幸,不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受害者。
PS.說不定我媽就是因為她的兒女都如此的不家庭與婦女,因此才只好成為受害者←我想這應該是我也有的受害者心態在作祟。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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